9月「眼庫之友」 -  醫院管理局器官移植聯絡主任



(左起)屯門醫院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張淑雯、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器官移植聯絡主任蔡松林和威爾斯親王醫院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唐婉芬,
皆是敬業樂業的白衣天使。


於2008年,香港地政總署將其中一條位於伊利沙伯醫院內的路命名為南丁格爾路(Nightingale Road),它位於伊利沙伯醫院與醫院護理學校之間。這命名代表著人們對護理專業的讚賞與認同,亦是對護士工作質素的期望。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是護士職業的創始人,亦是備受敬重的世界偉人。在18世紀,南丁格爾以其善心為傷兵服務,被戰地士兵稱為「提燈女神」"The Lady with the Lamp"。這是因為她每晚總是提著一盞油燈,在惡劣的環境中,不辭勞苦地照料傷者,為士兵處理傷口和身心不適。

本月的眼庫之友是同為白衣天使的唐婉芬姑娘、張淑雯姑娘和蔡松林先生。他們不凡的工作,如同南丁格爾的提燈,不但照亮了正苦候器官移植病人的生命和命懸一線的患者,更同時安撫了死者家屬哀傷的心靈。

香港現有合共7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他們皆是經驗豐富的資深護師,並分別於不同的公立醫院為市民服務。而婉芬、淑雯和松林是當中的3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器官移植聯絡主任的使命任重道遠,其主要工作是協助及鼓勵腦死亡人士的家屬,考慮捐出其已腦死親人的器官及組織,幫助正急需等待移植器官的病人。



圖:松林(左一)、婉芬(中)和淑雯(右二)與另外4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他們7人分別
於不同的醫管局聯網工作,為香港器官捐贈的發展共同努力。


器官移植聯絡主任除專注其器官募集的工作外,多年來亦與眼庫緊密地合作。他們不但全力支持眼庫於復明路上的使命,更是眼庫眼角膜聯絡主任的工作伙伴之一。

走在最前線的他們,為我們娓娓道出與眼庫的合作點滴,以及如何憑著愛心與耐心,每天與病人家屬一同面對生離死別,並協助他們作出善別和捐贈器官的決定,讓器官衰竭的病人獲得重過新生的機會。


不同的工作.共同的使命

多年來,眼庫與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合作無間;兩者的工作雖不盡相同,但彼此有著共同的使命及信念。

器官移植聯絡主任的主要工作是募集器官(即腎臟、肝臟、心臟及肺/心肺)和組織(即眼角膜與鞏膜、骨骼及皮膚);眼庫的工作則是募集眼角膜與鞏膜。

若要真正了解眼庫與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於工作範疇上的分別,必須先明白於醫學上判定死亡的準則。

合適的器官捐贈者必須是腦死亡病人,這是指包括腦幹在內的全腦功能喪失以致無法恢復的狀態。雖然腦死者仍有心跳和呼吸,但由於腦幹細胞已死亡,因此已無法自行控制呼吸、血壓及體溫,只可完全依賴人工呼吸機,短暫維持殘餘心跳及部分生命表徵。腦死者的器官由於尚有血液供應,才能維持功能,可作移植之用。器官聯絡主任會於病人被判定腦死亡的狀態後,詢問家屬捐贈器官及組織的想法和意願,若他們同意捐贈,醫護人員便會為腦死者先取出器官,及後取出死者的組織,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有別於器官捐贈,由於眼角膜和鞏膜不需要維持血液供應,所以心臟及呼吸完全停頓的死者只可捐贈眼角膜、鞏膜和皮膚。眼庫的眼角膜聯絡主任只會向心臟已停頓的死者家屬募集眼組織,並不會向腦死者家屬進行勸捐。這些由善心人士捐出的眼組織,會提供予眼科醫生及眼疾患者作移植手術用途。

由此可見,在勸捐工作方面,眼角膜聯絡主任和器官移植聯絡主任的個案處理對象並不相同。可是,若器官捐贈者向器官移植聯絡主任表達捐贈眼組織的意願,眼庫與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便必須作出相應的配合了。

於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任職的器官移植聯絡主任蔡松林先生,道出了他們與眼庫的協作關係:「我們和眼庫的協作一直是很愉快的。最常與眼庫的合作是和眼角膜聯絡主任一同甄選合適的捐贈者。另外,由於我們主要是處理器官捐贈的個案,因此,當有家屬向我們表達捐贈眼組織的意願時,我們便會立即通知眼庫的眼角膜聯絡主任,並由眼庫技術員為捐贈者摘除眼組織,以及進行有關的質素檢定工作。」

唐婉芬姑娘是多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中任職最久的一位,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已服務市民十四年。她與很多的器官捐贈者家庭,建立了長久、互信的關係。在這十多年來,她見証著眼庫的成長及彼此的伙伴關係。婉芬說:「我們除於個案轉介上合作外,更會與眼庫一起舉辦推廣器官捐贈的活動,希望能鼓勵市民捐出器官及眼組織。現時眼庫提供很好的服務予捐贈者家屬和病人。除此之外,近年眼庫在宣傳教育方面,亦做了很多的工作。說實的,眼庫與我們有很多可行的合作空間,只因大家的目標是一致呀! 」




圖上:眼庫於2000年舉辦「光明大使」計劃,招攬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加入眼庫義工服務,圖為
活動的開幕禮。當時眼庫邀請了婉芬(第二行右二)為該計劃的其中一名客席講者。當日醫管
局時任行政總監高永文醫生(第一行左五)與時任眼庫經理吳玉儀小姐(第一行左六)一同出
席活動開幕禮。

圖下:婉芬(第一行右二)與現任眼庫經理王雪文小姐(第一行右三)參與一器官捐贈的展覽
活動,一同宣揚捐贈的正面訊息。


說到推廣活動,眼庫曾多次與服務於屯門醫院的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張淑雯姑娘合作舉辦活動。常掛著笑臉的她,不但溶化了捐贈者家屬的心,眼庫的同事也很樂意與她合作。淑雯說:「我很高興可經常與眼庫合作呢!我們除轉介合適的捐贈個案予眼角膜聯絡主任外,更經常一起討論處理個案的心得,這包括家屬的支援的方法、溝通技巧、捐贈者的病歷問題和處理方法等,希望透過經驗交流及互相學習,對彼此也有所彼益,令工作更能得心應手。」



圖:淑雯(前排左三)與眼庫的眼角膜聯絡主任羅笑芳姑娘(前掛左一)一同前往葵青區一所
小學,向學生們介紹其日常工作及使命。


對於眼庫的工作及其服務的意義,松林表示讚賞:「我覺得在五官當中,眼睛 – 即視力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眼庫將來的發展定會更廣。除此之外,亦可多作捐贈的宣傳推廣和一些基層教育。我常覺得多向市民傳達捐贈的訊息,是很值得的。因只要多一個人認同器官和角膜捐贈的價值,便可多救一個人!」

眼庫與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工作是唇齒緊扣的。我們期待將來有更多協作的機會,同心合力,一起推動本地的器官及組織捐贈文化,揭開優質服務新一頁。


光環背後的喜與悲

在別人眼中,器官移植聯絡主任的工作很有意義,像是聯繫生與死的橋樑。的而且確,他們的工作為很多生命危在旦夕的器官衰竭病人,帶來重生的機會。

但光環背後,這工作實不易為,很多時候也須面對沈重的壓力和負擔。

每一個器官捐贈個案,皆得來不易。作為一個成功的器官移植聯絡主任,除講求與家人的溝通技巧外,更需擁有準確的判斷能力;個案的成與敗,不單只取決於家屬是否支持捐贈,也必須做到時間與流程掌握恰當。

「器官捐贈的處理程序既長且複雜。當中有很多來自不同部門、不同崗位的人士和團隊的參與。我們須主動聯繫不同的人和事,這涉及不同的溝通模式,自然也會產生不同的障礙。」婉芬道出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同時,這亦有賴前線同事包括手術室、腦外科同事的投入與支持,因為要維持腦死者的器官優良,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這將可有助病人獲得質素良好的器官,作移植手術用途。」

每當個案開展後,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必須面對環環緊扣的程序,這講求體力、腦力。松林說:「很多時候,由捐贈者入院至最終摘除器官,可能達10-20小時,甚至數天;其體能及精神消耗是很大的。有時候還需面對捐贈者的病況反復轉變,或很快便離世,令捐贈的機會流失。器官捐贈的處理是爭分奪秒的,這也是工作壓力之所在。」

淑雯續道出這工作所帶來的不同挑戰。「工作壓力大,是因為每一個個案也是獨特的,而家人的反應也不一樣。每次面對的環境也不同,有很多突發的事要處理,實需要多方面配合。我認為與前線醫護人員的溝通之道,在於彼此間的信任。有時候我們需在陌生的環境下工作,個案的主診醫生也可能是首次見面,那作為器官移植聯絡主任該如何協調,才可讓醫生配合整個勸捐的程序,達至美滿的成果。這也是不容易的事呢!」

雖然勸捐的工作不易為,但無損他們三人對工作的熱誠與投入感。每一個成功捐贈與移植的個案,以及和捐贈者家屬所建立的深厚情誼。這一切一切,皆是他們工作的最大動力。

這好比南丁格爾,為何她總不怕勞苦,夜裡提燈,服務傷患;這該是其善心和工作滿足感的驅使吧!

當提到讓他們感深刻的個案,淑雯便即時想起這捐贈家庭,當中她更與家屬建立了深厚的關係。這是一位伯伯的太太,因腦中風而引致腦死亡。當淑雯問伯伯有關捐贈太太器官的意願時,他在銀包內取出一張已簽署的器官捐贈卡,問:「是這個嗎?這是我的捐贈卡,我是非常支持捐贈的,但……我很難為太太做決定,因她沒有跟我說其意願呢……」坐在伯伯旁的兒子哭著說:「爸爸你曾簽卡嗎?為何我不知道?其實媽於生前曾對我說,希望死後能幫助別人呀!」因此,這家庭最後遂同意捐出這位女士的所有器官,成功幫助多名器官衰竭的病人。

淑雯說:「這個案讓我很深刻。因這說明了,在生前向家人表達捐贈意願的重要性。」淑雯口中的這位伯伯,現時彼此仍經常聯絡,閒時亦一同品茗。最近這位善心的伯伯更登記成為「大體老師」,即同意捐贈身體器官予大學的醫學院,作教育解剖用途。



圖:淑雯(前排右一)與多名受贈的器官移植病人聚首一堂。看見他們現已復康,是淑雯工作的無比動力。


曾處理無數成功捐贈個案的婉芬,亦與我們分享一個讓她很深刻的捐贈家庭。這是一名年輕的女死者,她的丈夫才在半年前過身,不幸地於半年後她亦相繼去世,並遺下其仍在唸幼稚園的女兒。這名女死者的舅父感到傷心與無奈。當婉芬向死者的舅父談及捐贈意願時,他及家人基本上表示同意,唯希望婉芬可和死者的女兒談談,並視乎小女孩的反應才作決定。因此,婉芬遂與這小女孩交談,並向女孩道出其母親已死亡的事實。誰知這小女孩很聰明地回答:「我知道媽媽像爸爸一樣,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婉芬說:「想不到,小小年紀的她也了解死亡。這是一個很悲慘的個案,也讓我很感觸,因這個小女孩從此便要面對不一樣的人生了。」最後,這個家庭因此而同意捐出器官,幫助有需要的人。



圖:這是婉芬(右一)與一名已失去兒子的捐贈者家屬合照。這是婉芬在多年前處理的個案,
這位老太太現與婉芬感情要好,亦經常出席器官捐贈活動。


另一個捐贈者的個案,則儼如電影的橋段般。雖然家人最終並沒有作出捐贈,但卻體現了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及眾醫護人員對家屬的人道關懷。這是松林於年前的個案;當中的一位中年的男士,因腦中風突然倒下而送院,他的太太當時已懷孕6個月了。當她知道丈夫的情況不樂觀時,她的情緒很懷,天天流淚,不能接受這是事實。她不但不吃東西,甚至想自殺。當時連續三天,松林也與她交談,而且餵她吃粥飯,希望她能振作起來。

松林說:「這期間她不斷對我訴說與丈夫過去的點滴回憶,像倒數劇情般,歷歷在目,真的很可憐……。其後,病房的同事們更使用婦產科儀器,讓正昏迷的丈夫聽聽胎兒的心跳聲,希望他能甦醒。但無奈,她的丈夫最終離世。雖然這位太太因不捨丈夫離去,並沒有捐出器官,但無論如何,我也很安慰能於家屬最無助與傷痛的時刻,陪她走過一段路。」



圖:於2011年,一班器官及組織受贈者代表香港,前往瑞典參與第18屆「世界移植運動會」。
圖為松林與兩名獲得獎牌的腎臟移植病人,一同攝於瑞典的比賽場館內。當時港隊的成績斐然
,共勇奪43面獎牌,當中包括8面金牌。


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在每個個案所經歷的,正是獅子山下不同的故事。雖然這工作有樂也有悲,但三位白衣天使無私奉獻的精神,不但讓死者家屬感受到人間有愛,更體會到香港醫護人員的專業態度。

在訪問中,友善的松林不時強調:「救人的不是我,實是去世的器官捐贈者和其家人。器官移植聯絡主任只是其中的一個小角色罷了。」

感謝每一名默默耕耘的醫護人員,他們敬業樂業的精神,實是市民之福。


器官捐贈的迷思

香港市民的器官及組織捐贈比率,在亞洲區經濟較發達的城市中,可說是最高的。但若與西方國家相比,捐贈者的數目相對偏低。根據資料顯示,香港每一百萬人只有4.7個器官捐贈者,但西方國家如西班牙,每一百萬人便有34個捐贈者。究竟箇中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市民對腦死亡的看法。由於合適的器官捐贈者必須是腦死者,因此,要家人相信正依賴人工呼吸機維繫生命,但身體仍溫暖,仍有呼吸與心跳的親人為「已死亡」的人,對不少家屬而言,是難以接受這事實。尤以大部份的腦死者,也是突然離世的。

松林道出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便是向家人解釋腦死亡的概念,以及說出病人已腦死亡的現實。這必須讓家人明白到呼吸、心跳停止絕非死亡唯一的基準;其實腦死亡已是現今人類死亡的判定,亦是國際公認的標準。」

淑雯續道:「而更重要的,我們會讓家屬明白醫生已盡力拯救病人,並且已由2名獨立的醫生(即不參與器官捐贈程序),根據醫院的守則和嚴謹科學化的程序,來判定病人已腦死亡。我們明白家屬可能是不容易接受的。尤以腦死者是年青人;可能其於外出時還好好的,怎料突然暈倒昏迷,出事前亦沒有出現任何的病徵。但希望透過我們仔細的講解,讓家屬終可接受腦死的事實;這不是為了令家屬作出捐贈的決定,而只是希望他們明白人真的已離去了,應好好向親人善別。」

雖然有不少家屬未必完全接受腦死亡是「死亡」的現實,但相比起十多年前,現在的市民的接受程度已較從前提高了不少。於90年代,市民對腦死亡和器官捐贈的看法仍較保守。婉芬回憶道:『從前死者家人會表達較多負面的情緒。記得有一次,當醫生向一名太太道出親人已腦死的事實時,她突然激動地揮拳打向這名男醫生,當時場面一片混亂呢!也曾有家屬對我說「你講完未呀?講完請你出去!」或說「我不會做善事的,不要跟我說!」等不友善的話語和對待。』

體貼的婉芬對此並不介懷,她說:「其實我們很明白死者家人為何會作出這樣的反應,也會予以體諒、包容的。幸而,隨著時代的轉變,以及市民對器官捐贈的認識日增,現在不少市民已明白及接受腦死亡的概念。而且,現時很多家人就算決定不捐贈,也只會溫和地拒絕,很少會像從前般大動肝火了。」



圖:你還記得這個廣告嗎? 這是衛生署於2010年所攝製的器官捐贈廣告,當中婉芬亦有參與拍攝。
在片中她呼籲市民若希望於離世後捐贈器官,請緊記告知家人你的意願。


另一個影響家屬作出捐贈決定的,是死者於生前有否向家人道出捐贈的意願。淑雯以一個她曾處理的個案作例子;一位只有三十多歲的女士,突然腦中風而引致腦死亡。死者的丈夫感到難以接受,因死者當時正在看電視節目,更不時笑起來,不像身體有毛病。由進院至被斷定腦死,當中只有20小時。死者的丈夫是一名基督徒,他很明白基督教是支持器官捐贈的,可是,他卻無奈道:「太太生前愛漂亮,而最重要的,是她在生前並沒有跟我說是否希望捐贈,因此,我想我不能捐贈了….請原諒我……原諒我是一個自私的基督徒!」

淑雯:「他當時的口吻滿是自責與內疚。我相信他原希望作出捐贈的,但因不知太太的意願,遂把不捐贈的責任全放在自己身上。其實,這位先生有這份心意已很好了,實不用自責呢。因此,我希望市民能向家人表達捐贈的意願,讓家人了解你的想法,這樣家人便很容易為你作出決定了。」

松林補充說:「由於香港是採用(opt-in)「選擇加入」的制度,即必須獲得死者家屬簽署同意,方可捐贈。因此,我們經常鼓勵市民,若你己決定於逝世後作出捐贈,希望你能告訴家人這決定。因捐贈的最終決定權不在你本人,而是在於你的直系家屬身上。」

松林續道:「有部份國家採用「選擇退出式/ 默認式」(opt-out),例如西班牙,即假定全民願意捐器官;唯市民在18歲時,可向政府表明不欲成為捐贈者的要求。我個人認為,這也是其中一個促進器官捐贈的做法;但這當然必須在法律體制完善的國家推行。不過,本地現仍有不少人存有保留全屍的傳統思想,因此,opt-out這形式,在香港可能並不容易被公眾所廣泛接受。」


器官移植聯絡主任 ≠ 推銷員

在每一次勸捐的過程中,也讓三人深深感受到,這是一項人道的服務。每一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最希望的,是以誠意及關心,來幫助死者家屬渡過這困難的時候。這也是身為護士的重要使命。

淑雯深明聯絡主任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說:「若家屬願意捐贈助人,這當然是一件美事。然而,對於一個醫護人員而言,這卻不是一切 - 其實最重要的是顧及家人的感受,並協助他們接受親人腦死亡的事實,並不希望他們深深陷入痛苦之中。」

婉芬續說:「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並不是在推銷產品;我們只是為他們於人生終結時,提供一個助人的選擇。我常說若家屬對捐贈不確定、不安樂,便寧願不做。因哀傷的家庭已很脆弱了。我們所做的,是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資料,讓他們作出選擇。若他們不作出捐贈,我會百份百尊重。」

「每個人對器官捐贈也有其看法及需要,因此,能「心甘樂意」作出捐贈的決定,是很重要的。」婉芬說。


世事本無 ‧ 珍惜眼前人

婉芬、淑雯和松林在任職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之前,皆是於其他崗位服務的註冊護士。

婉芬原於深切治療部工作,她曾目睹很多器官衰竭的病人,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離世;淑雯原是腎科護士,因此深深體會腎病患者的苦況,病人長年「洗血」和「洗肚」的滋味,並不好受;松林曾是深切治療部及手術室的護士,他很明白如何與病人家屬溝通,以達致良好的關係。

三人過去的工作和經歷,皆讓他們明白到器官移植聯絡主任身負重任。他們現時的工作正為過去曾服務過的病人,帶來最佳的治療方法 – 那便是讓器官移植的果效,彰顯在這些病人的身上。

淑雯笑道:「做護士的滿足感是很大的,我真的很喜歡這份職業。只要用心服務,捐贈者家屬定可感受到。於腎科工作的經驗,讓我明白到腎狀移植可大大提升病人的生活質素。當年我在移植組工作時,看到不少病人當知道要終身洗腎時,很難接受。曾有一名愛美的女士激動地說:「我不要洗腎,不要插喉入肚中,我不做要怪物!」我們遂主動開導她,希望她明白,這一切也是為其健康著想。因此,我很感恩現時的工作,讓我有機會為募集器官出一份力,可以直接幫助他們。」

根據資料統計,有輪候換腎的病人最長需苦候長達25年。其實有不少病人,他們半輩子也在飽受輪候器官之苦。因此,捐贈助人,實是意義非凡的善行。

於成為器官聯絡主任後,松林對生命的看法亦有所不同,他說:「有些人和事是捉不住、也料不到的。在我的個案中,曾有人在廚房被掉下來的保鮮紙扑中頭部,而引致腦死亡;也有人用信用卡換可摺單車,怎料在買早餐時在途中撞車身亡。人生雖無常,但重要的是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因此,「珍惜眼前人」很重要!我從前把工作放首位,但現在不同了,排位會是家人、朋友、工作。希望人人也能活在當下,珍惜你現在擁有的。」

這份工作讓人看透人生無常。婉芬感慨地道:「在活著的時候要珍惜生命、家人和朋友。在你離開時要善別,做好一點,不要令自己或家人遺憾,這是很重要的呢!未雨綢繆,你可能會買保險,保障自己或家人;但人除了要處理自己的經濟狀況,也應於在世時決定如何處理你的器官 - 你會選擇捐贈器官予病人、或希望捐贈遺體予大學研究?」

婉芬希望市民正視離世後的安排,作好善別的處理:「希望你在仍有「決定權」的時候,能妥善處理,以減輕家人為你作決定的負擔。真希望市民能多花點工夫去處理。每個人也會死,死亡是必經的,那為何不好好預備呢?」

人生本無常。若你早已決定於逝世後捐贈器官和眼組織,那便不要猶豫了,快登入眼庫網頁內的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連結http://www.eyebank.org.hk/hk/donation_organization/donation.php?subMenu=2登記成為捐贈者,並緊記把你的意願告訴你的家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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